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1855年),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曾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后继承巨额遗产,终身隐居哥本哈根,以事著述,多以自费出版。他的思想成为存在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一般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单单是客观存在,更重要是从个人的“存在”出发,把个人的存在和客观存在联系起来,哲学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上帝,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天路历程。
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思想家,影响于欧洲近代思想不下于尼采。一生忧郁,不婚不仕,与丹麦当时之社会战斗,著作等身,以至一日昏倒丹麦京城之街上为止。当司威夫特(司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作家。——编者注)年老了的时候,他被收容在那座他自己年轻时所创办的精神病院里。据说,他在这里常常以一种俏皮而放荡的妇人所有的持久性立在一面镜子的前边,虽然与她的用意恰恰地不同。他观看他自己,他说:可怜的老人!从前有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儿子像是一面镜子,父亲在镜里照他自己,并且对于儿子父亲也是一面镜子,他从中看见他的将来。可是他们彼此很少这样观看;因为一种活泼生动的快谈是他们日常的交际,这样只有一次:父亲笔立在儿子的面前,他以忧愁的目光看着他说:“可怜的孩子,你在一种寂静的绝望中走着。”以下关于这句话应作何解,就绝口不谈了,纵使它是那样真。父亲相信,对于儿子的忧郁天性他要负责,儿子也相信使父亲担心是他的罪过,——但是并不曾交谈过这片心情。后来父亲死了。儿子见闻日广,体验日多,被各样的诱惑所试炼,可是他只渴望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感动他,就是那句话,同父亲说话时的声音。我们的时代使人想到希腊国家的解体时代:一切存在着,但无人相信它存在了。那付与这些存在者以效力的、无形的精神的结合已经消逝了,所以这全时代是悲剧的,同样又是喜剧的;是悲剧的,因为它在沦亡,喜剧的,因为它还苟延存在;因为总是永久的负担着无常的、精神的负担着身体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失却灵魂的身体还能短期执行他习常的职务,那就是喜剧的,同样又是悲剧的。可是我们的时代也许继续着腐蚀!它越多地消耗实体的本质,一旦这种毁败再也不能满它意的时候,就将有更大的恐怖浮上它的意识:它失却了什么,并且它绝望地感着它的不幸。从前有一个年轻的人,他禀性聪明像是亚西比德(亚西比德(Alcibiades),苏格拉底的学生。),他迷途在世间。在他的苦难中他向四围寻找苏格拉底,但是在现世他寻不到。他就祈求群神,把他自己变为一个智者。看呀!他是这样骄傲于他是一个亚西比德,他由于群神的福惠却变得这样地羞愧自卑:恰当他得到他足以自傲的事体时,他觉得他比一切的旁人都更渺小。一切人都是无聊的。“无聊”这两个字示与一种分类的可能性;它能显然指出两种人:使人无聊的人和自己无聊的人。使人无聊的人是俗人,群众,无穷无尽的庸人之群;那些自己无聊的人是智慧者,精神的贵族。并且那有多么奇怪:自己不无聊的人,通常使旁人无聊,反而自己无聊的人,却供旁人消遣。一桩是:受难;另一桩是:当教授,懂得一个旁人受难。第一桩是“路”,第二桩是围着一个地方转。人类的历史在它的进程中平静地前进,在其中没有一个伟大的个性同另一个一样在同一的地方开始;反之每个伟大的个性却都是从头开始,并且他是在那同样的瞬间,那他在历史中应该开始的瞬间。多半的人这样焦急地追逐享乐,甚至都跑过了它,他们像是那童话中的矮人,在他的宫中护卫一个诱来的公主。一天他午睡片刻。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他赶快登上七里鞋,可是只一步,他已远远地跑过了她。“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除了轻轻地负着沉重的担子,什么是“柔情”呢;正如焦躁与不平却只是:把轻的担子沉沉地负着。在语言中有一个美丽的字,它很适应于许多词的复合,可是只同“善”有一种密切的复合。这个字是:“勇”(Mut);凡有善的地方,也有勇;什么样的命运遇着“善”,“勇”常是在善的一边;善人常勇,只有恶人怯弱而胆虚,而魔鬼总是战栗着。这就是这个坚强的字,它当着危险不回头,它总是向着它,它自傲,它却又这样地有韧性,按着情形适应于同各样的“善”的密切的复合;这就是这个坚强的字,它离开一切的恶,却忠于与各样的善的相连。有骄傲地置危险于不顾的“勇敢”(Mut);有骄傲地超然于许多欺诈之上的“宽容之勇”(Grossmut);有忍耐地负担苦难的“忍耐之勇”(Duldermut):可是把沉重来轻担的“柔情之勇”(Sanftmut)是最奇美的词的复合。因为那是不足为奇的,用铁腕强硬地来握最坚硬的物体;所足为奇的是,用铁腕能够温柔地来握最弱的物体,把沉重轻省地负担。这就是基督向他的徒众们所鼓励的柔情;跟我学,因为我是柔情的,心里谦虚。是的,他是柔情的。他轻省地负着重担,这重担超过了人们的力,人类的力。但是,如有一人正在他自己负着重担的时候,他还有时间、意志、同情与牺牲心,不住地为旁人操心、帮助旁人、治疗病者、拜访困厄、救济绝望:他负着的担子不就轻省了吗?他负着最重的劳心,为了救人类罪恶的劳心;他负担它是这样轻,他从不吹灭一点冒烟的蜡烬,也不折断一只低头的芦梗。这就是这个榜样,徒众也须如此。若有人负有一个重担,却就要寻别人的帮助,把一些加在别人身上;或是负有一个重担,他满足地想,他是怎样单独地负着他的重担,那么他负着担子或是部分或是全体,但他负担它并不轻;若有人集全身之力,如果他没有一个思想,没有一瞬间要假与他人,如果他以最大的努力负着他的担子,那么他也许能负担它,但他负担它也不轻,他负担它大半是用忍耐,却不是柔情。因为“勇敢”嚣杂,“宽容之勇”超然自立,“忍耐之勇”静默,但是“柔情之勇”,负着沉重很轻。人们可以看见“勇敢”同“宽容之勇”,“忍耐之勇”可以从努力中看见,但是“柔情之勇”看不出来——它显得这样容易,却又是这样艰难。从眼里见有“勇敢”;从形体与目光见有“宽容之勇”;从口角见有“忍耐之勇”,纵使它静默;但是“柔情之勇”人们不能看见。看来什么是柔情的轻省的负担呢?那就是沉重的担子,如果它被人轻省地负着。
他一生的思考,指向人的存在。
他看到了人生有三种绝望:
· 第一种叫“不知道有自我而绝望”,· 第二种叫“不愿意有自我而绝望”,· 第三种叫“不能够有自我而绝望”。
绝望是致死之疾。
他认识到人生有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感性阶段”,· 第二阶段是追求道德责任感的“伦理阶段”,· 第三阶段是超越理性层次的“宗教阶段”。
每个阶段都是一种人生存在的选择,跳过去,可能对面是另外一个岸,也可能是悬崖,什么也没有了。
如果想看透现代人的存在之根,建议读读克尔凯郭尔。他是19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丹麦的苏格拉底”。
他被誉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卡夫卡说:克尔凯郭尔是照耀在我几乎不可企及的地区上空的一颗明星。
他是内力深厚的基督哲学家,如果他算不上“最后一个基督徒,至少可以说是最后一位基督徒思想家”。
而最关键的,他是第一个将个体的存在放在思考中心的哲学家,一生追问的就是,作为个体,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
推荐一部他的传记《克尔凯郭尔传》。
美国专家苏珊·安德森说,“没有任何别的哲学家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生活得近乎与自己的哲学一致”。
本书作者加尔夫,现就职于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是克尔凯郭尔著作丹麦语全集出版项目的主编之一。
他用充满活力的小说笔法,将克尔凯郭尔的生平、创作、思想和情感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在所有已经付诸笔墨的关于这位高深莫测的丹麦哲人的作品中,这部传记是全面而通透的克尔凯郭尔生平和思想的描述。
本书原版一问世就被称为重要的文化事件。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克尔凯郭尔传》(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西方思想家传记系列”):
选自《冯至译文全集》,冯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原载《沉钟》半月刊1933年第21期。译者撰写了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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